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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最后一个人民公社正消失 保留集体制37年

时间:2018-07-10 16:36  来源:网络整理  阅读次数: 复制分享 我要评论

在中山崖口,近100亩面积的晒谷场上,村民集体收稻谷的场面在珠三角其他地区已难得一见。 张鉴来 摄

  在中山崖口,近100亩面积的晒谷场上,村民集体收稻谷的场面在珠三角其他地区已难得一见。 张鉴来 摄


  ◆当1978年前后,“人民公社”相继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崖口村集体决定保留集体生产制度,并成功延续至今。

  ◆崖口“乌托邦”体制分为两部分,一是处于核心地位的集体生产,按劳分配;一是处于外围的市场化制度,学者称这是集体应对市场经济风险的巧妙方式。

  ◆随着政府布局经济发展“大棋子的扬起”,崖口村的未来有些迷失,或许珠三角最后的农耕文明不久后也将消失,“人间桃花源”景象将成为追忆?

  被媒体称作珠三角最后一个“人民公社”的中山崖口村,走到了十字路口——在位37年一直维系该制度,且使其焕发出勃勃生命力的村支书陆汉满,在超龄12年后卸任,而中山“翠亨新区”的规划也让这个特殊村庄的未来制度充满变数。

  这些年来,有在村里实地调研多年的学者说,崖口的集体制度是村民进入市场的特殊道路、应对市场风险的一种巧妙方式。也有农村问题专家说,崖口村通过集体进入市场,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村民中的鳏寡孤独者,体现了社会主义扶弱的特质。

  无论前景几何,陆汉满在珠三角——这个资本和市场非常活跃的城市群——已经创造了“神话”。中山大学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吴重庆说,崖口在集体经济制度的框架内,不断因应社会的变化,灵活地调整集体分配,在工业化引擎强劲的珠三角证明了远去的集体经济制度的发展空间与潜在活力。

  崖口的“乌托邦”

  1978年人民公社相继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但陆汉满和村里的党员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保留集体生产

  崖口村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东南部,背靠云梯山,面朝广阔的伶仃洋,占据水陆交通要道。台风将起时,晴空万里,可看到一水之隔的香港大屿山岛,山海间36平方公里之上,生活着3000多村民。邻居翠亨村是伟人孙中山的故乡。民国元年,孙中山曾携夫人从澳门登陆崖口并发表演讲。

  村志在第一页撰写崖口基本情况:一村两制——崖口仍为人民公社制度,同时按照市场经济实行自由择业——这是崖口的独辟蹊径。

  1974年在公社打杂的陆汉满被任命为崖口村支部书记。那个年代,他的主要工作是算政治账,农村支持城市建设。“国家各项上调任务重,单粮食上调任务,崖口村每年要负担163万斤,水稻生产水平低,村民日子很清苦。”

  1978年改革开放,人民公社相继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两年后蛇口工业区的设立奏响了“春天的故事”。但陆汉满和村里的党员等150多人开会讨论了半个多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保留集体生产。

  一直以来,陆汉满都否定这种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政治理念,而是为了如何活下去。

  于是带有历史记忆的情景仍在港澳人“眼皮底下”悄然保留。这个村仍保留着大队,下面分13个生产队。村里统一组织农耕生产、记工分,统一分配粮食,现有一半人外出,一半人留下参加生产。

  每天,50多岁的村民谭中祥像上班打卡一样,把刻有自己名字的竹工牌挂到工作内容一栏,就去出工。时间由自己来定,以完成任务为评分标准。

  年终,每个生产队收获的粮食,村里会以高于市场价格的一半收购,男60岁、女55岁以上的老人和18岁以下的青年,每月免费供应35公斤的谷粮,剩余村民将以市场价30%购得粮食。

  每年水稻收割后,村里大队会按照稻谷的产量与各生产队结算,各生产队再与各社员按工分进行结算。所以,工分多的社员收入也相应多。“这很好地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工分是最科学、最合理的折算方式。”54岁的粮食生产管理员谭国健说。

  集体的力量

  他带领全村3000多人,从最初的肩挑背扛,到与大公司合作,筑堤围海造田。30年后,崖口向大海要了3万多亩土地

  被狂飙突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包围,单纯的集体经营农业显然是亏本的。

  连续数年深入崖口村调查研究的经济学教授曹正汉说,不应用大锅饭来形容崖口的“乌托邦”体制,应分为两部分来看,一是处于核心地位的集体生产,按劳分配;一是处于外围的市场化制度(出租经营和合作经营)。

  用陆汉满的话来说,集体制度也应该两条腿走路,“既要社会主义,也要资本主义。”为了补贴亏本的农业,陆汉满带领村民做过很多“资本主义”的尝试。

  1979年崖口村甚至比蛇口工业区更早引进了中山第一批外来加工业、三来一补企业。如果延续下来,崖口村可能跟珠三角大部分地区并无二致——要么工厂连片,要么高楼林立。

  废水、废气、垃圾,对环境产生了很大影响,让他看到了办工厂的后患。“老实说,我也想要赚钱,但一想到土地上如果连菜都种不了,那有钱也没用了。有时候有些钱不能赚,宁可穷一些,也不能办厂。当时也有人反对,提出工业兴村。我不说啥,也不解释。”

  在崖口写出毕业论文的曹正汉说,崖口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条件,这些环境因素恰好为陆汉满等人实现“保护弱者,按劳分配”的社会理想准备了物质基础。

  珠江经横门口在崖口汇入伶仃洋,裹挟着大量泥沙顺流而下,海岸线不断淤长,久而久之,滩涂向前推进,后方形成大片新的陆地。它似海非海、似陆非陆,是蚝和虾成长的摇篮——陆汉满预测到,这些海水养殖场将在20年后变成陆地上的淡水养殖场,100年后变成肥沃的耕地。

  他带领全村3000多人,从最初的肩挑背扛,到与大公司合作,筑堤围海造田,30年后的今天,崖口向大海要了3万多亩土地。“三件大事”中的第二件正是围垦,这成为陆汉满一生的荣耀。

  正是这些围垦地用于出租养殖水产品,一年可以收租金1000万元,这些钱足够维持农业就业补贴以及各项管理、基建、救灾。而以出租的形式运作,则在最大程度上杜绝了经办人的贪腐。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沈原教授认为,陆汉满的这种做法是通过农民共同体的力量化解市场经济的风险,从而保持了千百年来的农耕田园式的生活。

  不卖地的村支书

  《我们为什么不肯卖地?》一文曾广为流传,7条朴素的道理被摆了出来:家有万贯不如日进一文……

  2001年的一天,崖口7个自然村里的祠堂外,贴着相同内容的“大字报”。紧接着,部分村民拿着一封请愿书和17个村民签名的“崖口反腐败行动小组”名单,要求崖口村支部公布20来年的财务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