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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房山区女法官厉莉:最累时1天审案6起(图)

时间:2018-07-10 18:05  来源:网络整理  阅读次数: 复制分享 我要评论

图为法官厉莉生活照。

图为法官厉莉生活照。


  人物小传

  厉莉,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法官。33岁的她,已获得“全国优秀法官”、“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众多光环之下,杂陈着年轻的俏皮、知性的犀利、难得的人生感悟,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典型人物。

  “我们还是小孩子时,哪懂得什么励志。”

  厉莉坐在记者面前,一头短发、身着法官夏季工装、胸前戴着法院徽章,当这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年轻女法官回想起年少时痴爱风靡亚洲流行歌坛的“小虎队”的往事时,俏皮地说,“‘小虎队’的歌是我们这代人成长的寓言。今天的我,仍属于‘小虎队’众多粉丝中的一员。”

  痴迷“小虎队”的乖乖女

  厉莉能随口背出“小虎队”多首歌曲的歌词,她说自己不仅喜爱“小虎队”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还喜爱一些并不为粉丝们所热捧的歌曲。之所以如此,在于歌词里所表达的人生感悟切中了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起初,厉莉良佳的记忆力助其无意识地将“小虎队”的歌曲清晰地存储在脑海深处,当人生履历随着成长境遇的变迁而逐渐复杂起来时,对应的歌词从内心深处被“激活”而“发酵”,成为她个人真实的独特体验。于是,一点点积蓄起属于自己的精神财富。

  一个倍受父母和长辈关爱的独生女、一个在家族同辈中身处老大之位的“姐姐”、一个学习优秀被捧为掌上明珠的乖乖女,厉莉在成长进程中并非没有经历过内心波澜与外界的剧烈冲突。

  长大干什么?

  从少年到青年,她记忆里留下如此痕迹:父亲在学校工作,将来或许去学校当个老师,教书育人;母亲在医院工作,将来或许去当医生攻克癌症难关。偶然一次听到母亲与朋友谈到解剖人体标本的全过程后,年少的厉莉再也无法继续自己的医生梦。

  “在辽宁鞍山老家读高中时,我有3个人生理想。”厉莉说。

  父母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样的诱因触发了女儿对心理学、俄语、宝石鉴定的强烈向往。随着高考日期的一天天逼近,父亲打探了本地心理研究单位的种种情况,结果令他态度坚决地否掉了女儿学习心理学的念头。对大学专业的选择,是父母经过反复比较分析后的决定,再加上乖乖女从不执拗地违背父母愿望,厉莉顺利考入辽宁大学数学系的计算数学及应用软件专业。

  “心理学和宝石鉴定在今天是多么地受人热捧,我早在高中毕业前就对此具有了预见的前瞻性。”厉莉调侃着往事。

  大学毕业临近,厉莉的个人设想是去北京工作。

  毕业前夕的一天上午,她来到招聘单位在大学食堂里设立的咨询台前,向首都钢铁公司那家唯一来自北京的招聘单位递上了简历和申请,没抱多大希望,下午却被通知录取了。

  确定无疑要去北京,父母对女儿多年来悬着的一份关爱之心,如同远航的小船驶入一个放心的港湾,安安稳稳地停泊下来。

  法官居中裁判很神圣

  一切来得太快,既没有八方求人,也未遇到任何挫折,未来在眼前变成现实:一个送到手里的北京户口、一份薪水稳定且收入不低的体面工作。

  2001年夏天,厉莉开始在首都钢铁公司下属的一家公司里从事电脑工作,在勤奋工作之余却思考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再将这些差异与自己的个性、偏爱及兴趣指向逐一分析,冷静地将自己人生轨道前方的道岔毫不犹豫地搬向另一方向……

  4年后,厉莉辞掉工作,报考母校辽宁大学法律系研究生。这不仅让父母料想不到,连单位同事和她的朋友也为她的这一重大抉择惊讶不已。

  “我是集感性和理性于一体的人,依我的能力,更适合从事法律工作,这一点我很清楚。”厉莉说。

  乖乖女已经长大,这是她个人的独立决定,父母不得不尊重女儿对前途和命运的自主选择,但不能不怀有担忧,因为女儿的未来从此变得有些不可捉摸。

  研究生学业临近结束,浮泛在心头的未来设想不再像年少时那样绚丽多彩。

  “我最想当法官,居中裁判,很神圣呀!”厉莉说。

  虽然除此之外,可供选择的还有律师、检察官、司法行政工作,但厉莉清楚自己就业的诸多“短板”:女性、已经结婚、没有孩子、年龄偏大、“半道出家”。如此条件在用人单位看来,比不过一个刚刚毕业的法律专业大学生或研究生。在朋友看来,她当公务员最适合不过。

  “已经舍弃了那么多,我绝对不去做与法律无关的工作。”厉莉说。

  有过被单位拒绝就职申请的经历,有过入夜时的辗转反侧,直至厉莉一个人乘公交车来到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报到时,命运该怎样垂青这个处女座的女孩呢?

  短信致谢每一份帮助

  厉莉最先被安排在立案庭协助法官做速录工作。

  “都是老同志,有一位不会用电脑,我帮他输入立案材料。”

  厉莉心里不免将自己在首钢那家公司工作的情景与眼前做个对比——横竖也是个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不仅担纲操办过一项大型软件的设计任务,还参与过合同签署等重要工作,而今却在这里来来回回拿材料,噼里啪啦敲键盘,“我来这儿就干这个吗”?

  静下心来思索,她这样说服自己:“依能力你不该干这个,但从领导角度考虑,你是最适合干这份工作的人。无论怎样,不管你有多大能耐,服从是第一位的美德。”

  后来,厉莉从消极转向积极的考虑是,“你已经真正地接触到法院业务,而立案工作是审理流水线的第一道工序和关口,一切就从这里开始”。

  再后来,厉莉更进一步的思考是:“你要睁大发现的眼睛,从看似寻常的材料录入工作中找出法律问题来。”

  果然,在这一段工作期间,厉莉发现,在两年申请执行期限的法律规定中存在着认识上的“模糊地带”,而这一问题在今天仍存有很大争议。

  厉莉从2009年3月开始全面接触立案工作是源于一场法院内设机制的革新,这对于无论是刚刚熟悉立案程序的她,还是对熟悉多年立案程序的老法官来说,都是对业务能力的严峻挑战。

  “我压力很大,特别慎重。”厉莉说,她最怕立错案。在斟酌案情时,她总要把法律书籍翻来翻去,找有经验的法官问来问去,直至内心确认无误。而就在如此磨练中,她细心地发现,学法律时曾有过一些想当然的观念,在现实中暴露出不周严的纰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