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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村种地饮水靠降雨 年轻人外出谋生存

时间:2018-07-10 15:21  来源:网络整理  阅读次数: 复制分享 我要评论

72户人家每家都有这样的“居民户口簿”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田雪亭

72户人家每家都有这样的“居民户口簿”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田雪亭


水桶、明矾是家家必备的

水桶、明矾是家家必备的


上岸后,渔民们成了种田能手

上岸后,渔民们成了种田能手


“渔业社”三个字代表组织

“渔业社”三个字代表组织


  种田的“城里人”

  收成差时连自己都不够吃

  像田兆林这些渔民,的确都是“城里人”,他们的户口簿上,清楚记录着:非农业。如今,更换后的户口簿上,性质依然是“居民户口”,还是“城里人”。

  张同香家里珍藏的一本“江苏省灌云县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这个小本本也清楚证实了,在过去的那些年代中,他们除了享受发放的“工资”外,还享受了城镇居民特有的“粮油供应”。

  可是,与真正的在城里上班下班的城里人相比,他们似乎又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低矮的平房,泥泞的道路。除了标注有“电力”、“电信”字样的线杆,这里没有霓虹灯,没有游乐场,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更不用说管道煤气。

  “老有所养。但我什么都没有。”77岁的徐广太说,在他60岁的时候,门口宽达一两百米的善后河,他能一口气游两个来回。但现在,从小在水里长大的他,却再也不敢下水,“身体越来越差了,我不能生病,一生病,就没钱看病了。”

  徐广太种着4亩多地,今年上半年因为天气太旱,仅收了200多斤小麦,平均亩产才50多斤,“自己吃都不够,还能指望卖钱吗?”

  田兆林的地因为地势不好,5亩地竟然只收了20多斤。“看到这个斤两的时候,我再也不想种地了。”田兆林说,他投入的麦种就超过了300斤,加上肥料和人工费用,相比这个收成,损失惨重。

  当然,这些“城里人”还可以去打鱼。1982年后,渔船归还了给了渔民,渔民又开始了为自己打渔的工作。就在快报记者采访的前几天,田兆林的弟弟田兆平一家刚出海打过鱼,“如果运气好,能打个几百斤鱼,卖个两三千块钱。”田兆林说,每次出去都是一大家子,耗时要一二十天,如果细算成本和人工费用,还是赚不了多少钱。

  并非世外桃源

  不远处就是外面的世界

  按照灌云县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说法,向洋大队归县海洋与渔业局下属的渔业社管理,不属于行政村建制。这也就意味着,这个位于灌云东北部的小村子,不可能出现在行政区划图上。

  “一个不属于任何行政区划的村子,地处偏僻,莫非是世外桃源?”从村子走出去的女孩田丁丁每每提到自己的家乡,总会引来如此的疑问。田丁丁目前是卫岗牛奶公司连云港分公司的职工,生活在市区的她,经常会面对同事和客户如此的询问。

  实际上,向洋大队所在的村落,位于车轴河和善后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呈东西走向,长约1000米,宽仅为100多米。狭长地带的西面,是绿色的农田,东面,是一道河闸,河闸外侧,便是通向黄海的河道。

  “村子的确很美丽。”站在进出村口必经之道的河闸上,田丁丁每次都陶醉其间。河闸的全名叫东陬山善后河闸,这道河闸将善后河东西一分为二。河闸东面,面朝大海,河水为淡水和海水的混合体;河闸西面,紧邻村子,是淡水。闸东的浅滩上,停着几艘搁浅的渔船,迎着朝阳,波光闪动的水面,犹如一幅油画;红彤彤的夕阳映射在闸西的河面上,很养眼。

  但这里的确不是桃源。村里修建的一条宽达10米的水泥路面,一端连接S22省道,一端连接燕尾港开发区。由连云港市区开往这个村落的中巴车,也在几年前运营,村民出行并不困难。加上周边上马了名目繁多的开发区,大货车频繁从村边开过,再想宁静是不可能的了。

  “村民”归渔业社管理

  渔业社只有两个人

  “来,大家配合下,协助登记名册。”8月26日上午,听说渔业社的领导和自来水公司的负责人要下来统计,王同华从一早就忙开了,他骑着电动车挨家挨户通知。

  王同华是向洋大队的渔民,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头衔:渔业社向洋大队大队长。“渔季的时候,我就出海打鱼。不忙的时就在村里当大队长,主要是上传下达,协助做村民工作。”

  王同华所说的“上传”,即是传达渔业社的通知。据其介绍,1968年建村后,向洋大队的村民全部归渔业社管理,村里的土地,也都是国有土地,由渔业社向村民出租,并收取每亩50至80元不等的承包费用。王同华的诸多工作中,其中就有收取这部分承包费的内容。

  “王同华就是村里的负责人,也是经过渔民选举产生的。”灌云县渔业社主任薛亮松表示,2003年,经过渔民选举,王同华成为该村新一届负责人。

  薛亮松说,渔业社原本是水产局下属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但因为水产局改制,渔业社经过几轮变化,现在被划归灌云县海洋与渔业局管理,并于2010年改制为企业,“目前企业只有我和张在树两人,既是企业领导,又是企业职工。”

  薛亮松明确表示,王同华尽管是村里的负责人、“大队长”,但是,从来没有领取过一分钱工资,纯粹是“义务性质”。正因为如此,王同华也没有办公地点,向洋大队也没有大队部,“如果非说有大队部,我家里就算是吧。”王同华说。

  穷则思变

  年轻人选择离开

  渔业社主任薛亮松,其实也是向洋大队的渔民后代,他的父母至今还生活在向洋大队一处平房内。20多年前考学离开村子后,薛亮松就留在了灌云。

  “像这样的生活条件,能走的,谁会留下来?”田兆林当兵后就没有想要回来。1975年部队转业,他去了淮安的一家船运公司,一直干到2006年退休。淮安那边的条件比老家好很多,田兆林曾不止一次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请求将家属户口转过去,“彻底离开这个村子”。但这一计划最终落空。之后他又想通过购房的方式离开,可终因淮安房价过高,迁移计划泡汤。

  家搬不走,但人可以离开。田兆林的两个儿子,大儿子买了一艘渔船,专门出海打鱼,将自己的田转给了父亲;二儿子也在家待不住,找到一家渔场,专门帮人家织补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