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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创新靠什么

时间:2018-07-10 16:22  来源:网络整理  阅读次数: 复制分享 我要评论

因为筹资难、缺乏合法身份,许多民办NGO生存艰难。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肖翊 摄

因为筹资难、缺乏合法身份,许多民办NGO生存艰难。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肖翊 摄


  2011年,一个新的话题闪亮出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社会管理创新。无论从中央到地方,还是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顶层到草根,都在实践中摸索着社会管理的创新之策。

  近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组织突飞猛进,上海的公益孵化器、南京的社会组织培育中心、杭州的社会复合主体、北京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深圳的“公民社会,共同成长”,以及许多地方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开展备案制创新实验等等,凸显出由党和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已经次第展开。

  那么,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主要靠什么?

  一要靠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实践,而是来自思想观念。在解放思想的同时,要深入开展有关社会管理改革创新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不仅要研究旧的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和阻力,更要研究其他国家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教训,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管理规律。

  二要靠大胆创新,小心求证。在实践中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创新经验和模式。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来自民政部的消息称:关于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三项行政法规的修订已经完成。这将为一大批因体制障碍被拦在门槛外的社会组织提供合法性空间,并将随着相关政策的调整而获得公共资源,踏足公共领域。

  最近,环保部也先后出台了关于培育发展环保社会组织、推动建立全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社会行动体系的两个重要文件,提出了一个加强环保社会组织建设、完善扶持政策、推动各级环保部门与环保社会组织开展合作共治的公共政策体系。

  社会管理创新是“摸着石头过河”,既然是改革创新,就要大胆突破,探索各种可能性。同时,要及时总结经验,把握方向,小心求证。

  三要靠坚定不移,持之以恒。有人担心:我们30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形成的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会不会因为社会管理的改革创新而有所减缓?有人甚至担心:社会管理的改革创新,会不会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陷阱?

  所有这些担心和疑虑,和经济改革过程中我们曾经遇到的各种担心一样,都需要通过稳步推进改革创新加以回答。社会管理的改革创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段新航程,已经扬帆启程,只有坚定不移,持之以恒,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全面升级。(《半月谈内部版》2011年第8期,文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 王名)

  扩展阅读

  民办NGO“独立”

  “感谢郭美美,是她牵出了红十字会信任危机,才让民办NGO有了‘独立’的机会。”几位民办NGO的负责人戏谑道。

  7月4日,在2011年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民政部门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这意味着上述三类社会组织将可以直接登记,不需再找业务主管单位挂靠。

  此次破冰已经让数百万民办NGO等待了太久,而时间节点恰巧在红十字会信任危机之后,这不免引发了猜测——“官办的不行了,民办的必须要放开了。”一位民办NGO的负责人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用“导火索”来形容红十字会信任危机,“它加速了民办NGO‘独立’的进程”。

  300万民办NGO等待“松绑”

  NGO是“非政府组织”一词的英文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其特点是既不靠权力驱动,也不以营利为目的。

  在我国,NGO也被称为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它被分为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NGO,具有较长历史和“半官方”特色,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组织,通常被称为“官办社会组织”或“官办NGO”。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NGO,多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被称为“民办社会组织”或“民办NGO”。

  “在我国,官办NGO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它们的政府背景表现出极大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意志。”王名介绍说,“民办NGO更多的表现出‘草根精神’,甚至因为‘民间’的定位而一度被政府视为‘对立者’。”

  汶川大地震时,民办NGO表现出了极强的组织能力、筹款能力和运作能力。“这是我们第一次引起了全社会和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一家民办NGO的负责人刘主任用“民办NGO元年”来形容2008年。

  也就是在那一年,“民办NGO与红十字会结下了‘渊源’。”刘主任回忆说,当时,各级政府纷纷致电要求数千家民办NGO将救灾筹款交由红十字会统一支配管理,“剥夺了我们对筹款的使用权,事后也没有明确告知筹款的具体去向,这让我们非常被动,甚至在企业和公众面前丧失了信任基础。”几乎全部民办NGO不同意,但政府坚持要求。

  这次声势浩大的“拉锯战”最终以民间NGO落败告终。“最有力的理由是绝大多数民办NGO组织没有合法身份,因此不能筹款。”刘主任认为,这次事件让公众看到了在“入门限制”下民办NGO的艰难窘境。

  1998年,我国将社会组织按照主体特点和功能分为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三大类,并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按规定,所有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都需要两个部门的批准:一个是业务主管部门的业务审核,另一个是登记主管部门的登记审核。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前者,“‘业务审核’相当于同意‘挂靠’,业务主管部门要对社会团体负责,如财务、人事、活动范围等具体事务的管理和监督。”刘主任介绍说。

  对于业务主管单位的范围也有严格限定,“仅指与社会组织业务范围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或者政府授权的单位。”

  然而,“相关”一词却成为民办NGO取得合法身份的一大障碍。“‘相关’的定义就非常广了,例如,成立一个环境研究会,它就与环保部门、教育部门、科技部门都相关。”王名认为,“相关”为业务主管单位相互推诿留下了“借口”。

  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惯性,许多政府部门一般不愿意作为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我们到地方上调研的时候,很多部门明确表示,三年没有同意一家社会组织挂靠。”王名说。

  “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你做事总要有所图。但是你对民间组织图什么呢?它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相反,还有可能带来风险。”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的一位官员对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