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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禁止开发区不能一禁了之(图)

时间:2018-07-10 16:23  来源:网络整理  阅读次数: 复制分享 我要评论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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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6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之后,新列出的、大部分属于传统的自然保护区的“禁止开发区”如何在经济开发热潮面前守住生态之门,成了许多人关注的议题。

  传统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生态移民,把禁止开发区的居民移到优化开发区或者重点开发区去;二是转移支付,把国家财政的收入,提取出一大笔,用于给禁止开发区作生态补偿或者保护补偿。除了这两种“坚硬的方式”之外,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软办法呢?

  社会公益保护地:吸引大资本参与保护

  2010年12月,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和欧亚平、黄怒波等16名企业家一起,向四川省民政厅申请成立“四川大自然保护基金会”,启动资金是5000万元,资金的投向以自然保护为主。

  过去,中国的自然保护区支撑,从来都是政府的分内事。全国2538个自然保护区中,70%由林业部门管理,其余30%的管护职能分散在其他政府部门。马云等人的目标,是把自然保护区推进到“民办、民管、民营”状态,让政府回归监督职能。这可能更符合国际惯例,比如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就属于一家非政府组织,它在美国管护着600万公顷、1600多个自然保护区。

  马云等人出钱、出力参与筹备的四川项目,有着一个让很多人颇为陌生的名字:“社会公益型保护地”。其基本模式是:来自企业家们的基金会,加上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提供的专业团队,一边出钱,一边出专业能力,大家共同为保护地里的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提供服务,包括生态系统的研究,也包括当地的发展模式探讨。

  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项目办主任张爽说:“四川项目的想法是把商业活动安排在保护区外面的扩展区,地方政府自己去招标,找一些国际上比较好的低密度生态度假企业来投标,以后我们是一个监督和生态顾问的角色。进来的企业,还需要对社区发展有一定承诺,比如就业、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当然,这样的设想能否成功,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禁渔区:吸纳当地村民力量为保护力量

  当前,由于财政对自然保护区的资金支持不足,一些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纷纷牺牲生态效益投入经济开发大潮,几乎是一个普遍的事实。有没有一种办法,让当地人能够参与到当地的生态保护中来呢?

  海南南渡江的最上游,热带雨林中,有一个叫道银村的地方,全村只有11户人家。这个村子里,有一个“禁渔区”,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保护区,只有两三百米长的河段。道银村处在海南省鹦歌岭自然保护区范围内,要知道在全国很多地方,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往往把保护区内的村民视为破坏环境的力量,村民则把保护区当成阻碍发展生计的障碍。

  2006年12月份,鹦歌岭保护区成立后,保护区辐射范围内的很多青壮村民,成了保护区“协管员”。他们的工资不低,一个月有1600元左右,还上着好几种保险。每人骑的巡山摩托车,用的手机,也是保护区派发的,每个月还有100元的油钱和通讯补贴。

  有了这层“共同工作”的关系,保护区与当地村民的关系大为改善,禁渔区的设立也就没有遇到多大阻力。2008年7月,保护区内5个自然村都分别建立了禁渔区,并将保护鱼类写进了村规民约,当地竭泽而渔的历史就此终结。

  信息公开:让违法开发无处藏身

  汶川大地震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开始对该州的水电资源开发综合利用规划进行调整和完善。2009年7月份,阿坝州出台规定,在人口稠密区、生态脆弱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国家级自然风景名胜区以及其他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地区,禁止开发水能资源。此次公布的首批禁止水电资源开发区域内,原来的项目规划装机容量近120万千瓦,这些项目都将被取消。

  民间环保专家杨勇多年来一直在考察西部的江河生态。他质疑道:“这些项目真的取消了吗?其他规划中的大中型水电项目,是不是也有必要取消或者说延缓开发?因为问题非常明显:当前大量的水电建设项目都是未批先建,实际上已打破了禁止开发区的生态大门。”

  一些经济开发项目之所以能够挺进禁止开发区,是信息不透明、开发方在公众参与上走过场甚至搞欺骗的结果。民间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军说:“我们采访过很多水电开发的项目点,当地人都不知道项目的真实细节。如果我们的开发只意味着开发商的价值观可以独占一切,如果经济发展被当成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志,那么,名义上再严厉的禁止开发区也无法阻挡经济开发的狂潮。为此,我建议,在项目论证阶段,就要全面提高开发项目的信息透明度,让公众能够提前介入该项目的讨论。一旦公众明确反对,项目就该废弃或停止开发。”(《半月谈内部版》2011年第8期,文 冯永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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